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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在历史中奔跑

时间:2017-09-11  作者:游晓鹏  来源 :大河报  字体:      

9月的中国属于“全运”。

赛场上,各路运动健儿齐聚天津,在第13届全运会33个大项、417个小项上展开角逐,展现竞技之美。

赛场外,一场被业界认为意义非凡的、展示近百年传统体育文化研究成果的“动·境——中华古代体育文物展”也在天津博物馆亮相,空前地引发了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和兴趣。

无论是河南的宋代蹴鞠图八方枕、陕西的秦始皇陵立射俑,还是河北的汉代错金铜博山炉、成都的宋代抱球童子俑,以及天津博物馆所藏大画家张择端的《金明池争标图》真迹,本身已属难得一见。它们又都因全运会跋山涉水而来,带着各自的一段与体育有关的故事。

这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第一次在全运会的平台呈现在公众面前。前人留下的实物虽然已经永远定格,却生动地证明了射箭、游泳、跳水、高尔夫球、足球、赛艇、摔跤、武术、马术,还有多种棋类游戏,并非完全属于现代,成百上千年前,它们都曾在中国大地上风靡、流行。

在国家文物局的协调下,这场展览会集了天津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河南博物院、洛阳博物馆、成都博物馆、成都体育学院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等十余家文博单位之力,共分“君子之争必也射乎——射艺射礼”“内外兼修刚柔并济——武术养生”“瑶台蹴鞠舞杖击丸——球场竞技”“棋逢对手修养人生——博弈天下”“百戏游艺忘忧清乐——休闲体育”等7个部分,共有文物250余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20余件,展览将持续至11月26日。

面对一千年前正在更换足球内胆的童子像,想象力爆棚的七国象棋,摔跤俑上隆起的肌肉线条,还有古人打过的木质、瓷质“高尔夫球”,不少观众由衷惊讶。显然,在赛事频繁、传媒发达的今天,他们对这些曾经无比炫目的古代体育活动所知甚少。

为什么?体育史研究者告诉我们,其实,在创造了五千年灿烂精神世界的同时,我们的身体始终在另一个平行世界奔跑不止,锤炼不息,为强健体魄,为对抗疾病,为竞技欢娱,也为磨练意志。只是,这些常常被过分注重精神和伦理的我们有意忽略,甚至在史书上都不留下一笔。

“对其他博物馆人来说,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展览,但是对我们体育史研究者来说,这是一生的梦想!”展览的策划发起者之一、成都体育学院博物馆馆长、知名体育史研究者郝勤说,能够在文化、文博、新闻界的聚光灯下,让更多公众知道体育不只是田径、体操,不只有西方传来的那些现代竞技,中国体育史研究者已经为此默默努力了很多年。相对于发达的体育产业,我们的体育文化建设仍然任重道远。

原来古人这么玩体育!

三个小故事让你快速了解古代体育

我们日常所见的运动项目,比如田径、体操、篮球、排球等,都是最近一二百年从西方传入中国的。那中国古代有没有体育?今天,通过研究者们对历史遗留下来的体育文物的解读,我们终于能够对那些被淹没在尘埃里的体育故事有所了解。中原厚土,也是各种体育活动最早开展的地方之一,这几年,《大河报》曾经关注过古代蹴鞠、围棋、投壶、“高尔夫”、宋代开封水上运动等,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三个最新的故事。

1

汉朝力士们要比力量,怎么玩?

这是一幅汉代的画像石,现藏于徐州博物馆。它非常有名,因为原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曾经久久矗立在它面前,随后感叹,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奥林匹克!

为什么这么说?这其实是发生在两千年前的一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画上的人,都是赤脚短裙短衫,他们是武士,通常是被王公贵族养在宫廷里做保镖,也会从事表演和比赛。画面右边的两个人,一人抱酒,一人抱鹿,这是给冠军的奖赏。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场有奖赏的锦标赛,而非友谊赛。左边五人参加比赛,他们比的并不是某一个固定的项目,而是谁的本事高、能力强,这就是汉代的角抵。与先秦时期主要呈现为摔跤不同,汉代的角抵是一种综合性的竞力项目,包括摔跤、拳斗、斗兽、扛鼎等活动。

于是,这五人分别展示绝活,有人耍刀使盾,有人力搏猛虎,有人举起大鼎,有人表演拔树,场面相当精彩。但根据画面中这些人的位置,他们都不是冠军,因为还有一位技压群雄者——画面正中、个头最大的那位运动员,直接抓着牛尾巴把一头活牛背了起来,面带笑容,闲庭信步,这等力道和气概真是没说的,直接夺冠。最终,一坛好酒,一头小鹿,作为奖品都归了背牛者,冠军的荣誉也属于他。

巧的是,在世界另外一端的古希腊,最伟大的冠军、大力士米隆也是凭借扛牛出名的。米隆是公元前540年至516年古希腊著名摔跤选手,也是空前绝后的古希腊四大赛事大满贯获得者,共获得6次奥运会冠军。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米隆把一头牛牵到了赛场,扛着跑了几圈,全场轰动。

汉朝的这位背牛力士或许不亚于米隆,但这场比赛,在文献典籍中没有任何记载。这幅画也说明了古代中国与古希腊一样有很多体育活动,只是发展轨迹不同。中国这些活动是在王公贵族的表演场所进行的,活动时还要配乐,所以角抵没有像西方那样走向竞技,而是表演化了。

2

西晋墓里为什么有一个“罗马标枪手”?

标枪运动源于古希腊,跟中国没什么关系,但是古代中国有没有玩标枪的呢?

成都体育学院博物馆收藏了一尊西晋时期的投掷武士俑,出土自河南偃师杏园。乍一看,这个造型简单的俑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体育史研究者越琢磨越奇怪。短衣装束,深目高颧,他似乎不是汉族人,一手高扬,显然在投掷标枪。但是,从周一直到汉代,中国军队的远程打击武器都是弓箭,而不是标枪,为什么西晋的墓中出了这样一个武士俑?他是谁,来自哪里?

古希腊、罗马战争中倒是常用标枪,这也是古代奥林匹克运动的比赛项目。但是为什么古代中国军队和古希腊对标枪的态度截然不同呢?研究者认为,先秦时期,中国的弓箭制作工艺已经非常发达,它的标志是用多种材料制作的反曲复合弓的出现。《周礼·考工记·弓人》详载了这种弓的制作方法,根据现代复制实验,这种弓最大有效射程达300米~400米,在150米左右能够射透皮甲皮盾。作为远程打击武器,远胜标枪一类投掷武器。

与中国不同,欧洲从古希腊到中世纪都使用单体弓,无论射程还是威力都不如复合弓,难以远距离射透罗马军队使用的锁子甲和木胎皮革盾,其杀伤力远不如15米以内使用标枪。因此,弓箭在古希腊罗马神话中成了爱神丘比特手中的神器,而非武器。在民间,弓箭也多是狩猎与游艺的器具。

中国古代战争中出现标枪的最早记载,是东晋《汉晋春秋》,提到了三国西凉马超的军队装备。这支军队使用的战术与武器与中原军队完全不同,他们使用的是长形板盾与“脱手长标”,这似乎是古罗马军队的翻版。有专家认为,马超军队应是公元前53年罗马与安息大战失败后溃逃至中亚的罗马军团,后被名将陈汤带回安置于甘肃东昌的“骊罢人”后代。

那么,这个西晋的投掷俑,是不是见证了一种可能,一支疑似罗马部队参加了西晋时期的“五胡乱晋”战争?它至少说明,中国古代也有军队使用标枪,有标枪就意味着有标枪的训练,而这种训练,就属于体育的范畴。

3

宋代抱球童子之谜:他手里拿的是什么?

这尊宋代抱球童子俑是成都体育学院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出自河南一带。别看主角是个几岁小孩,他的手里却大有文章。

这个眉清目秀的光头男孩坐在地上,身上穿着罗衫,一只脚光着,一只脚穿着鞋子,两手捧着一个圆球。鞋当然是球靴,球当然就是足球,但是男孩右手的虎口卡着一个长条形的不明物件,仔细观察,他的左腿上搭着一个同样的东西,这到底是什么?

要解开这个谜,还要从蹴鞠的历史说起。蹴鞠蹴鞠,蹴是踢的意思,鞠是球,因为不易保存,古代的足球几乎没有保存下来的实物。蹴鞠起源于战国时期,汉代十分流行,汉代的鞠是实心球,用毛纤纠结而成,相当于一个毛线团,这种主要用于女子表演。还有一种鞠是外面裹着皮革,里面塞上毛草,比较皮实,适合军队训练与六人制比赛用。

到了唐代,充气球的出现带来了蹴鞠史上的革命。这种“气球”重量轻,弹性好,结实耐用,极大增加了蹴鞠的趣味性,使其技术和规则产生变化,出现了实心球所不能做到的“蹴鞠屡过飞鸟上”的场面。唐徐坚《初学记》里记载:“今蹴鞠曰球戏。古用毛纤结为之。今用皮,以胞为里,嘘气闭而蹴之。”也就是外面用动物皮革,内胎用猪牛等动物膀胱制成,叫做香胞。这种工艺到了宋代、明代更加成熟,明无名氏《蹴鞠谱》里说这种球,“熟硝黄革,实料轻裁,密切缝成侵菹,不露线角”,外观跟今天相差无几,重量呢,也相差不是太多。

再看这尊抱球童子俑,他手里的东西,正是已经被踢破的球胆,也就是内胎。可以想象,或许就是他在跟小伙伴玩耍时,一脚踢飞了鞋,球也踢破了,所以队友要求他给球更换一个新的内胎,当时这种内胎并不很结实,所以踢球都要备上一个。

所以接下来的画面应该是,男孩扯出破裂的内胆,再将放在腿上的新胆塞入皮壳中,吹足气,一个新鞠诞生了!比赛继续!

看,几件看似简单的文物,居然考据出了这么多的故事。

专访体育史学者、成都体育学院博物馆馆长郝勤——

把中华传统体育展办到奥运会去

郝勤,成都体育学院博物馆馆长,国家体育总局学术技术带头人,北京体育大学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郑州大学兼职教授,2015年作为首席专家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体育文物调研与数据库建设”。近年来,由成都体育学院博物馆主导的中国古代体育文物展、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展已经走到了全国多个省市,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古代的体育运动,了解我们怎样对待身体的历史。

我们今天对传统体育文化了解有多少?为什么给人的感觉是体育产业很热,而体育文化尚冷?9月初,郝勤教授受邀做客天津博物馆文博讲堂,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郝勤教授。

1

中国还没有体育考古不少体育文物沉睡库房

大河报记者:中国有体育考古吗?郝勤:十九世纪,德国的考古学家对古奥运会遗址的发掘被看作是标志性的体育考古,它是以体育研究为目标的专题性的发掘。这次考古活动在欧洲引起来巨大的轰动,全欧洲兴起了一股古希腊热、古奥林匹克热。顾拜旦就是在这次考古成果的启发之下,创立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

但是在中国,还没有这样专题性的体育考古。我的理想,就是去推动这个工作。2015年福建举办第一届全国青年运动会,我在那里做古代体育文物展览的时候,意外听说福建博物院藏有一块唐代马球场的石碑。之前只有西安有一块类似的碑,所以我立刻提出去看,但是很可惜,这块碑在库房里,上面压着好几块石碑,需要用叉车才可以挪动,我没有看到。这块碑出土的地方就是唐代的马球场。唐代的福州是很偏僻、很边远的,你在福建博物院会发现唐代以前的文物很少,蛮荒之地,但是当时已经有了马球场,足见这项运动多么流行。这块碑对体育史来说很有意义,我想用考古学的方法去现场调查,这个马球场究竟有多大,到底什么面貌,为什么在这里修,等等。

大河报记者:似乎很多传统文化领域的学者都还不够了解体育文物?

郝勤:体育史的研究是比较专业的,博物馆的专家对文物很在行,但是对体育往往不了解,这就造成他们对文物的理解不准确。比如前些年,我去一家博物馆,他们不知道汉代的投壶是做什么用的,就当做普通花瓶放在库房。其实,每一家省级博物馆馆藏文物都在20万件套以上,长年展出的只有千把件套,大量跟体育有关的文物,可能都沉睡在库房里。

2

六个门还是一个门?用实证方法看“蹴鞠”

大河报记者:今天,我们对古代体育文化已经梳理清楚了吗?

郝勤:我们对古代体育文化的梳理已经经历了至少三代人。

1919年,郭希汾先生编著了《中国体育史》,这也是中国第一部体育史的教材。郭先生是历史学家,研究的是思想史,对体育史而言是一种客串,写作的主要依据是文献,他写了孔子尚武等内容。此后到上世纪50年代,国家体委请唐豪先生编辑了体育史资料集,主要是文献资料的整理。1959年,成都体育学院的几位老先生开始做体育史研究,1962年成立了体育史研究室,这是中国第一个体育史研究机构。1985年,在这个研究室的基础上,国家体委批准成立了全国唯一的体育史研究所。后来,国家体委和教育部还联合在这里做了几届培训班,叫做体育助教进修班,毕业的学生后来都成为全国各高校搞体育史研究的骨干,所以成都体育学院也被叫做体育史学的黄埔军校。

我们的前辈通过文献典籍资料的查阅、研究,把每个朝代有什么体育活动都写出来了,完成了中国古代体育的谱系、序列编写,这是几代人研究的结果。但是典籍毕竟是有局限的,对很多体育活动语焉不详,浮光掠影。所以现在的研究者,是用文物与文献相结合,再加上田野调查的方法去做实证性的研究。比如,上世纪60年代,唐豪先生根据自己的理解给汉代蹴鞠画了一张草图,这张图影响巨大,现在很多国外体育史专著还在用。它上面的球门不是一个,不是两个,而是六个,他的根据是东汉文人李尤所写《鞠城铭》里的一句话:法月衡对,二六相当。但是你用实证的方法去研究就会疑惑,六个球门怎么玩?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的理解,“二六相当”是一边六个人总共十二人的意思,球门只有一个。

2015年,我也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体育文物调研与数据库建设”,这个课题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对古代体育文物序列进行研究,目前基本完成;二是全国体育文物的调查,我们借助几次体育文物展的展品遴选工作也在推进,因为要进任何一家博物馆的库房都是非常难的;三是文物的开发利用,目前我们做的体育展不仅有展示也有体验、文创等;四是数据入库,目前全国已经入库5000多件体育文物。

目前来说,对古代体育文化大的框架认识可以了,但是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没有搞清楚。

3

精神和身体,我们过于“厚此薄彼”

大河报记者:体育史上的很多谜团,除了文献、文物,需要靠实证去解决吗?

郝勤:实证是一个重要手段。比如以前对中国武举制度的研究,文献说它有三个大项,弓马、技勇和程文(兵法策略)。技勇包括三项,开硬弓、舞大刀、举礩(zhì)石。我们一直都不知道礩石是个什么东西,结果文物给了我们答案,我在西安看到了一块,一块很大的方形石头,两边有两个可以用手搬的槽,查资料才弄明白,这就是礩石,也叫武举石,考武举的时候,要举到平胸的位置,还要左右摇晃。这个石头多重呢?三个档次,三百斤,二百五十斤,两百斤。不经过训练,今天体院的学生也举不起来,所以武举考试是很有技术含量的。

大河报记者:武举制度的结束距离今天不过百余年,这些问题我们都搞不清楚了吗?

郝勤:是的,我们只知道一些流程,具体细节是不清楚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历史是文人写的,他们并不关注这些,一笔带过。其实在整个历史的书写体系当中,体育都是缺位的,中国的每朝每代都有着极其丰富的体育活动,它是跟人的本性、跟一些娱乐性的活动密切相关的,所以一直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包括西方的历史学家也都不怎么谈体育,古希腊的柏拉图当过奥运会冠军,但是他的书都不提这些。原因,我想东西方都是精神至上,对于思想、道德、伦理层面的内容着墨甚多,相对而言对身体都有一种忽略,甚至蔑视。

4

奥运会办到哪里,我们的展览就办到哪里

大河报记者:中国有这么多体育文物,许多运动项目源远流长,全民健身的热情也很高,但为什么体育文化相对要冷,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古代体育文物这些?

郝勤:这关系到体育文化建设,我们应该有一个共识,就是体育不仅仅是比赛,不仅仅是一场体育盛会,应该也是全民健身、体育产业与体育文化的并进。以前,体育文化的研究是很小众的,大家写一些专著、发表几篇研究文章,只是一个小圈子的事情,公众并不知道你研究出来了什么。现在,传播体育文化,已经是我们体育学术人的使命所在,我们的科研不能只是跟职称有关的游戏,一定要转化为生产力,真正服务于今天的社会。

体育文化的传播,最好的抓手就是体育博物馆,也包括特殊的体育博物馆,比如名人堂、荣誉室。目前,国内大约有105家体育博物馆,但相当一部分并没有实体场馆和展品。其中,中国古代体育博物馆因为场馆建筑质量问题在2002年停止开放,新的场馆至今没有建立起来,对文物的征集、研究、开展活动都有很大限制。

这些年,陕西、山西和天津都有了体育博物馆,苏州、安徽等地的也在建设中,此外还有一些武术博物馆、奥林匹克博物馆。相关展览越来越多,前些年我还在郑州看到过一场由民间博物馆办的体育文物展。这一次全运会的展览也是规模空前,没有这些年打下的基础,是做不起来的。

大河报记者:传统体育文化这些年比较火的是武术,但前不久反而遭遇波折,您怎么看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前景?

郝勤:其实我们有一个误解,传统体育就等于武术,武术就等于传统武术,这都是不同的概念。现在,太极拳还是传统的太极拳吗?套路的武术还是传统的武术吗?都是经过时间改变的。但是它们都有独特的生命力,传统体育文化的很多活动仍然活在民间,比如抖空竹,现在很多地方都有协会,民间很多人玩得特别好。还有抽陀螺的、放风筝的、搞传统射箭的,很多人玩,只是我们没关注他们。我认为传统体育活动的很多东西,越来越受老百姓喜欢,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广泛的市场,在老百姓中间有很深的基础,特别是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很多传统体育的活动反而更适合老年人。

在学术研究上,以古代体育文物展亮相天津全运会为标志,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我们的研究终于获得了历史学界、文博界、学术界的认可,我们也已经能够把传统体育文化转化为一个看得见、摸得着,可以进行趣味体验的公共产品,提供给观众。目前,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展还没有走出去过,我的理想是奥运会办到哪里,我们的展览就办到哪里。这一块完全可以打造出一个中国对外文化传播的品牌。